1935年6月，大渡河的河水还在咆哮，泸定桥的铁索上血迹未干。红军队伍里却炸开了一个比追兵更让人不安的消息：陈云不见了。 陈云不是普通角色。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军委纵队政委，渡金沙江时还兼任渡河司令部政委，正经的“中央大员”。这么一个人，没有告别，没有解释，连身边的警卫员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 队伍里议论纷纷：有人说他牺牲了，有人说他开了小差，更多的人不敢问，只在心里犯嘀咕——湘江一战，八万六千人打得只剩三万出头，电台沉了，跟共产国际的联系断了快一年，人心惶惶，谁走都不稀奇。 可陈云真不是跑了。他是被中央秘密派出去的，去干一件比打仗还凶险、比走完长征还要紧的事。 整件事根子，埋得很深，就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后。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调整了领导班子，毛泽东进入常委序列，博古和李德交出了所有权力。可一个棘手的问题悬在那里没人能解：这场会是和莫斯科完全断了联系的状况下召开的，完全是先斩后奏。 共产国际会不会认这个结果？斯大林会不会点头同意？那边完全不清楚中国这边发生了什么变动，这边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说法作解释。遵义会议的合法性，不能只靠会场里的掌声撑着，得有人闯过几十万敌军的封锁线，把真实情况送到莫斯科那边。 挑来挑去，中央把目光定在了陈云身上。他是政治局常委，亲耳听过遵义会议上每一句争论，全程见证了整个转折过程；他早年在上海搞过特科工作，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和店员的经历，让他练出了在底层社会周旋的本事，地下工作的胆识和经验都足够。政治局里翻来覆去筛了一遍，最后定下了两个人：潘汉年先走一步去打前站，陈云稍晚些跟上，约定好在上海会合。 出发的时候，几乎没人知道消息。刘伯承给他写了两封亲笔信，一封给成都的故交，一封给重庆的弟弟，托俩人协助他过关卡；林伯渠给了他活动经费，大面额钞票不能明着带在身上，陈云把钞票塞进一只热水瓶的瓶胆底下，拎着这只不起眼的热水瓶，扮成了一个收山货的买卖人。 遵义会议的决议和传达提纲，缝在衣服的夹层里，那几张纸比命还金贵。护送他的是地下党员席懋昭，过封锁线时故意让团丁抓了一回，再由刘伯承那位川军旧交出面把人捞出来，一来二去，反倒跟敌人混出了几分熟络——干地下工作，连敌人的疑心都得提前替他们盘算好。 到了成都，风声紧得吓人，蒋介石正坐镇四川部署重兵，陈云只住了一夜就转道去重庆。离开成都没几天，当地报纸的角落里登出一则廖家骏启事，说遗失了一枚牙质图章，特此声明作废。那是陈云和周恩来事先约好的暗号，用来向中央报平安：人已经顺利冲出来了。 7月，陈云到了上海。可上海的局势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。白色恐怖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地下组织被破坏得七零八落，联络点一个接一个遭到破坏，他化名李介生住进旅馆，靠老朋友章乃器牵线，找到章秋阳，再通过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，才终于和从香港折返的潘汉年接上了头。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一看这局面，当即告诉他：上海太危险，不能多待，立刻去莫斯科。 就在等船去苏联的那一个多月里，陈云做了另一件影响极大的事。他化名廉臣，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，动笔写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。他以第三者的视角，写红军军官和士兵饭食一律平等，写朱德被大伙叫作火夫头，写毛泽东一介书生，常穿灰布学生装，写这支队伍怎样在绝境里不散、不垮。 这本书1936年最先在巴黎办的中文杂志上连载，之后在莫斯科印了单行本，传到国内之后，成了外界最早摸清长征真实面貌的读物之一，比斯诺写的《西行漫记》还早出好几年。很多人隔了很久才清楚，那个署名“廉臣”的作者，就是长征路上被传“失踪”的陈云。 1935年10月15日，陈云坐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摆的会议桌前。对面坐的是斯大林派来的人员。他原原本本地讲：红军怎么从江西地界出发，湘江一战怎么把老底子耗得单薄，博古和李德怎么拿铅笔在地图上瞎划，把队伍往死路上引，遵义会议又怎么把这些“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”撤了下来。 他明明白白告诉莫斯科方面：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成熟的领头人，毛泽东、朱德已经能带好队伍了。共产国际上一次收到中共中央传的消息还是长征出发之前，快满一年了，半点儿音讯都没收到；现在一个政治局常委活生生坐在跟前，把过往的事一桩桩捋得明明白白。 斯大林那边听完汇报，态度立刻转了过来，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。遵义会议在国内已经开完，但它在国际共运范畴里的“认证”，是陈云靠穿越火线的脚力，靠着莫斯科的那张会议桌完成的。 要说那个“消失”到底该怎么定性？逃兵都是往后方跑，陈云是往敌人控制的区域钻；逃兵都是躲开责任，他是把遵义会议的合法性、红军的真实情况、跟共产国际断了一年的联系，全一个人扛在身上，从几十万敌军布的缝隙里送了出去。长征的队伍里少了一个陈云，但中国革命多了一条通向外边的生命线。他走的那条路，半点儿不比长征的路程短。 后来，陈云从莫斯科辗转回到国内，1937年到了延安。毛泽东见到他，说了句分量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