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龙说过一句话，很多人听了觉得不可思议——他说，自己大姐的军事成就比他高，如果她没死，十大元帅里应该有她一席之地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贺龙已经是共和国元帅。而他大姐贺英，一生连共产党员都不是。 这就是贺英最大的矛盾：革命史上贡献不输任何人，却是个一直游走在体制外的女人。她究竟做了什么，值得贺龙说出这句话？ 贺英的丈夫死得很早，是被军阀设宴诱杀的。丈夫一死，人心四散，外面盯着这支队伍的人多的是。换一般女人，这时候要么改嫁，要么把队伍拱手出让。贺英把丈夫遗体擦洗干净，亲手缝合，然后接过了他手里的枪。 此后六年，她独立撑着这支武装，硬是把队伍带到了近千人的规模。 1928年，贺龙接到上级指派，回湘鄂西建根据地，身边人枪都不够用。贺英等弟弟到来，当天就做了一个决定：把自己积攒了十几年的全部武装，连同所有武器，一次性交出去，交给贺龙，交给党。 自己留了二十来个人。 这不只是"大局为重"四个字能解释的。那支队伍是她在丈夫死后一刀一枪守下来的，多少次有人想吞并，都没成。现在说交就交，一点犹豫都没有。连家里父亲留下的两百多亩田产，也当众烧掉了田契。 有了这批底子，贺龙一个月内就把人马扩充到三千多，工农革命军的旗子才算真正立起来。 这还不算完。同年冬天，工农革命军在石门打了一场大败仗，骨干战死，残部退进深山，最惨的时候全军上下连饭都吃不上，战士浮肿，伤病员缺医少药。 贺英那时候自己也带着伤。但她立刻带着身边那二十几个人和二十多匹骡马，打土豪、筹粮款，冬天翻山越岭，把粮食、布匹、银元一趟趟送进去。 更重要的是，她给贺龙提了一条建议——她说，队伍要整，不整不成队伍。 贺龙采纳了。那次整编裁掉了所有老弱和意志不坚的人，全军最后只剩九十一个人，但个个是能打的骨干。 之后这支队伍打出漂亮的反攻，湘鄂西根据地才算站稳了脚。贺龙后来每次提到石门那段岁月，都会说，没有大姐那次支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1930年，贺龙率主力东进洪湖，根据地要有人守。这个差事落在了贺英肩上，一守就是三年。 这三年里，她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红军家属和烈士子女。主力走了，地方还乡团到处追杀，妇女儿童都不放过。贺英带着游击队拼死护着这批人，后来从她这支队伍走出来的，有廖汉生——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。 提到入党，贺英一生申请了不止一次，每次都被拒了。原因不是她不够格，而是上级觉得，她在地方的关系网太广，很多中间派势力是冲着"贺司令"的名头才愿意接触革命队伍的，一旦她入了党，这些人就不敢接近了。 她以党外之身，干了党内最难干的事，一直到死。 1933年5月，贺英率游击队住在鹤峰县的一户人家里。 这支队伍当时只剩十来个人驻守，其他人分散在田里插秧。就在这个空档，住在隔壁的一个队员叛变了，连夜把位置卖给了外面的团防。 对方来了三百多人。 夜里枪声骤响，贺英从睡梦中惊醒，衣服都来不及穿好，抓起双枪就开始还击。她让伤员和家属从后门撤，自己守着前面跟敌人对打。 腿部先中了一枪，倒下了。战友要背她走，又一颗子弹打来，背不动了，只能把她放下。 贺英让人把她放下，趴在地上，继续举枪射击。 之后是两颗打进腹部的子弹。其中一颗是炸子，把她的下腹部炸开一个洞，肠子当场流了出来，足有一尺多长。 她没有叫出声来。她托住自己流出来的肠子，一点一点塞回去，然后让人找来白布，把肚子紧紧缠上。 她知道自己不行了。 她把外甥向轩叫过来——这孩子才七岁，是她妹妹的儿子，妹妹被敌人凌迟之后，就一直跟着她。她把两把驳壳枪和一个装着银元、戒指的小包塞给他，说，莫哭，去找大舅，去找红军，报仇，快走。 向轩拿着枪跑走了。这个七岁的孩子，后来被认定为中国最小的红军战士，1955年授衔中校。 战友撤完，贺英继续打。 最后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心脏。等敌人冲进来，她靠着墙坐在血泊里，两眼睁着，双手还握着枪。据说没有人敢走上去——他们认识贺英，见过她骑白马、持双枪的样子，见过她一个人能让六百人追不上的样子。 他们对着她的遗体又开了一排枪，才确认她真的死了。 之后，他们割下了她的头颅，挂在城门上示众。 贺龙说"军事成就比我高"，不是一句客套话。 贺英不识字，不懂理论。但贺龙评价她，说她想象力极强，天分比他们这些人都高。堰垭整编那条"队伍要整"的建议，说出来朴素，但时间点踩得极准——那是贺龙最危险、最需要有人拨一拨方向的时候，贺英看到了，开了口。 她没有读过兵书，但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打、什么时候该缩、什么时候该整。 从因果链上看，贺英的贡献有多重要不难算：没有她1928年交出的那近千人，贺龙拿什么起家？没有她冬天送进深山的那批物资和那条建议，石门之后的残部能不能撑住是个问题。没有她三年留守，那一批红军家属和烈士子女，很多人不会活着走到后来。 1962年，内务部有个正式的批复，认定贺英生前的职务"大体相当于师级"。 师级，在1955年的授衔体系里，对应的是大校或者少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