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，北京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，中央正在审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。毛泽东翻看名单时，忽然问道：“人大常委里怎么没有曾志呀？她工作得不错嘛！” 随后，他提笔把曾志的名字补了上去，又说了一句：“曾志是个善良的同志，善马任人骑，善人受人欺呀。” 这句话传到曾志耳中时，她并不意外。五年前，她就因为人大代表一事，和丈夫陶铸发生过一次激烈争执。那不是普通的家庭矛盾，背后牵涉到组织安排、干部关系，也牵涉到一名女革命者究竟应当以什么身份被看待。 事情发生在1954年。广州市筹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，时任广州电业局局长的曾志被列入全国人大代表推荐名单。她参加革命多年，做过地下工作，也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，被推荐并不突兀。 名单送到陶铸那里后，曾志的名字被划掉，换成了另一位女同志。时任广州市委书记何伟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，曾志一度没有说话。她很清楚，自己被删除，并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够。 她随后找到陶铸询问。陶铸解释说，方方调离华南后，组织上考虑到相关关系，希望由方方的爱人担任代表，以便照顾情绪、顾全大局。 曾志没有接受这个理由。她当面说道：“我是组织上推荐的，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我。我有意见。” 在陶铸看来，这是一次服从大局的处理。他认为自己没有徇私，反而是在避免别人说他照顾妻子。可在曾志看来，问题恰恰相反：她的政治经历和工作成绩，被一个“谁的爱人”轻轻遮住了。 这也是两人婚姻中长期存在的矛盾。陶铸性格强硬，办事果断，习惯从全局和组织角度衡量问题；曾志同样刚烈，不愿把自己放在附属位置。两个人都不是容易退让的人，碰到原则问题，争执往往很快升级。 曾志晚年回忆延安生活时，提到自己怀孕生产以及照料孩子的经历。她认为，陶铸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和与同志交往上，对家庭承担得不够。她还谈到，许多男同志即使参加了革命，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。 有一次，夫妻争吵闹得很厉害，邻居前来劝解。曾志后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夫权思想的残余。革命改变了社会制度，却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习惯和家庭观念，这个判断并非没有根据。 曾志本人，更愿意被视作一名战士，而不是某位干部的妻子。1911年，她出生于湖南宜章，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3年前后，她与陶铸因地下工作需要曾经假扮夫妻，后来在共同斗争中建立感情，最终结为伴侣。 她外表清秀，性格却极其坚韧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央曾规定，派往两湖两广日占区工作的干部中，一般不安排女同志，也不允许携带家属。曾志认为这项规定不能简单套用到自己身上，于是找到毛泽东陈述理由。 毛泽东当时提醒她：“中央已经作出决定，为什么要独独让你去呢？” 曾志回答：“我做过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，不能因为是女同志，就认定我不能去敌后。” 毛泽东听后表示，会同刘少奇商量。后来，曾志的南下申请得到批准。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形势发生变化，这批干部转赴东北。曾志在东北工作多年，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前后。 有意思的是，曾志与毛泽东的接触，并不只发生在工作场合。延安时期，两家住处相近，她常抱着女儿到毛泽东那里聊天。她和贺子珍关系较好，却很少主动谈及这段往事，直到毛泽东有一次主动说起，才向她讲了其中的缘由。 1954年那次代表名单风波后，曾志曾写信向毛泽东说明情况。毛泽东没有直接回信，但从1959年审定人大常委名单时的反应来看，他显然注意到了这件事。 陶铸散会后把消息告诉曾志，还问：“毛主席说‘善马任人骑，善人受人欺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 曾志没有说自己写过信，只回答不知道。她心里明白，这句话既是对她性格的判断，也包含着对那次处理方式的不赞成。 陶铸和曾志的关系，很难用“模范夫妻”四个字概括。他们有共同的革命经历，也有长期的性格冲撞。曾志始终把革命者、战士放在妻子和母亲之前；陶铸则常常把组织原则和政治大局置于家庭感受之前。正因为如此，人大代表这件事才会留下如此深的印记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