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，北京木樨地的一处住所内，陈永贵接待了一位相识多年的记者。此时的他，已经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，离开了政治舞台中心。谈话本来很平常，聊到农村形势时，他忽然抬头问：“你有没有骂过我？” 这句话听着直接，甚至有些出人意料。陈永贵并不是在追究旧账，而是清楚知道，围绕大寨和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争论，早已成为社会议论的一部分。那场运动曾经声势很大，也确实留下了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。 记者没有回避。他解释说，自己当年负责过农村报道，虽然没有专门写文章攻击陈永贵，但参与过对大寨、昔阳的调查，也发表过批评意见。那些文章，是当时调查所得的认识，并不等于个人恩怨。 陈永贵听完，摆了摆手，说：“过去的事了。”语气并不激烈。对一个曾经站在风口上的人来说，能够这样回应，至少说明他明白，个人经历与时代评价，往往很难完全分开。 陈永贵与大寨的关系，始于童年。1915年，他出生在山西昔阳一带，幼年因家境贫寒，被送到大寨一户人家抚养。年纪很小时，他便给人放牛、做长工，长期接触土地，也体会过旧社会农民生活的艰辛。 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参加地方抗日活动。抗战胜利后，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那时的大寨，正处在农村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阶段，互助组、合作生产逐渐展开，陈永贵凭着能吃苦、肯负责，慢慢成为村里的骨干。 有意思的是，他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，并不是自己争来的。大寨原党支部书记贾进才认为陈永贵办事踏实，多次劝他接任。陈永贵起初推辞，理由很朴素：“我的资历还不够，还是跟着组织干。” 在地方党组织支持下，他最终挑起了这副担子。此后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山、修地、兴修水利和组织生产上。大寨地处山区，土地条件并不优越，村民只能依靠集体力量，一点点改造自然环境。 大寨的经验后来被概括为“自力更生”。在宣传中，陈永贵提出过不依赖国家救济物资、救济款和救济粮的做法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经验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，不能简单复制到所有地区，但它确实反映出当时农村集体组织生产的一个侧面。 1964年，陈永贵在北京作了关于大寨生产经验的汇报，大寨由此受到更广泛关注。此后，“农业学大寨”逐渐成为全国农业领域的重要政治口号。陈永贵也从一个山村农民，进入了全国性政治视野。 1975年，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，分管农业工作。周恩来曾与他谈及这一安排。据相关回忆，陈永贵对自己的文化程度颇为顾虑，认为自己只是农民，难以胜任如此重要的职务。周恩来则强调，组织作出的决定，党员应当服从。 走进北京之后，陈永贵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。过去，他熟悉的是山坡、梯田和村民；后来，他需要处理全国农业生产、农村政策等问题。身份变化很大，文化基础和工作经验之间的差距，也始终存在。 1978年以后，农村改革开始出现新的探索方向，人民公社体制和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发生变化。“农业学大寨”原有的运行方式逐渐退出中心位置。1980年，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，转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。 离开职务，不等于彻底离开土地。到了农场，他仍然喜欢问产量、看作物、谈管理，常和工人一起吃饭。有人称他“陈老”，也有人叫他“陈大哥”。这种称呼没有官场距离，更像是农民之间的熟悉称谓。 农场工人曾端起酒杯向他敬酒，说：“陈老，我们敬您。”陈永贵举杯回答：“农民的心意，我领了。”这几句朴素的话，比礼节性的客套更能说明他晚年生活中的一种状态：职务已经远去，农民身份却始终没有从他身上消失。 1986年3月26日，陈永贵因肺癌在北京逝世，终年71岁。按照他的遗愿，骨灰安葬于山西昔阳大寨虎头山。那里是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，也是他一生声名、争议与经历交汇之处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