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泽民 1992年1月30日，中国国奥足球队对阵韩国国奥队，只要这场比赛赢下来，国足就能进巴塞罗那奥运会。结果比赛开场仅9分钟，中国队就连丢3球，最终1比3落败，出线梦碎。据一项收视调查记载，当天晚上，全国约有两亿人在电视机旁目睹了这个“黑色9分钟”，其中就包括邓小平。 比赛结束后仅10分钟，江泽民就给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打了电话，他说：“我看了比赛转播，很赞成韩国队教练讲的，一是心理因素很重要，再一个恐怕是一个队成熟起来要10年时间。你们要‘胜不骄，败不馁’，要总结经验。” 吉隆坡兵败之后，伍绍祖根据江泽民的意见，召集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军委招待所开会。这次会议后来被足球界称为“红山口会议”（也称中国足球版的“遵义会议”），会议的核心结论只有一个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，走职业化道路。 伍绍祖 在此之前，中国足球和所有项目一样，是体工队体制：吃皇粮、归省市体委管、球员是“专业运动员”而非职业球员。红山口会议把这张纸捅破了：足球要先改，要搞俱乐部、搞主客场、搞转会市场、搞外援外教。而推动这个方向的顶层信号，源头正是江泽民那通深夜电话传递的态度：输了不怕，但不能白输，要动真格地改。 1994年，中国足球甲A联赛开幕，足球职业化正式启动。此后国足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，终于闯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决赛圈。然而决赛阶段的3场小组赛，中国队全部败北，没有完成“进一球、得一分、胜一场”的目标。 世界杯结束后不久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起草了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》，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汇报，结果“只用了十几分钟讨论有关问题，之后，常委们就足球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”。 袁伟民 江泽民首先表态：一是足球影响很大；二是不能只提“胜不骄、败不馁”了，“不管拿什么成绩出来；要赛出一种样子来”，三是各方面要支持体育事业，“我们授给伟民同志指挥权”。 朱镕基说：“足球要搞上去，光靠钱不行，还是要讲爱国主义，讲‘三从一大’……” 李瑞环说：“中国足球的水平就是这样，你让它高也高不了，因为它没有这个本事，平时没有好好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” 那次汇报后，体育总局根据常委们的指示精神，组织了中国足球全行业大反思与联赛秩序整顿，足协也开始为中超改制和08奥运周期的青训重建做准备——上面的指挥权是真授下去了，能不能打好这张牌，就看执行层自己了。 袁伟民还回忆说，有一次，江泽民给他打了个电话：“伟民啊，听说‘球王’贝利来中国了，你能不能找个足球请他签个名，我小孙子喜欢，拜托你了哦！”当时袁伟民还不知贝利来中国的事，打听后才知道，他是应上海一家公司的邀请，来参加一个商业活动的。最终袁伟民很快办成了此事，派人将贝利签名的足球送给了江泽民，江泽民收到后，亲自打电话向袁伟民表示感谢。 江泽民（中） 回望这段往事，我们在江泽民身上看到的，其实远不止“关心一项运动”那么简单：他把足球当作改革的试验田，容它摔跤，但逼它转身；他谈论足球时，又能放下身段，为一个小孙子的心愿去向部下开口。对一个两亿人盯着的国家符号来说，这种既推得动制度变革、又保得住人情温度的分寸感，也许正是那一代领导人与体育之间最动人的连接方式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