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召窑村南的封土堆，经考古发掘和勘探证实为一座秦陵。这是咸阳原上已发现的第四座秦陵，整体呈“回”字形布局，由外兆沟、内兆沟、内园墙、陪葬墓、祔葬墓、祭祀坑、主陵等构成。考古人员进一步研究认为，或为秦始皇嫡祖母华阳太后之陵墓。9月18日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公布了这一最新考古成果。 陵园整体呈“回”字形布局 分为内、外两部分 据考古现场负责人赵汗青馆员介绍，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召窑村南，南邻天翼西路，西南距司家庄秦陵封土约2300米。 2018年，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内的文物保护单位“恭陵”进行了勘探，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“亚”字形大墓。 2022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陵园北部开展了考古发掘，并进行了补充勘探，基本厘清了陵园的整体布局结构。因该陵位于原上召窑村范围内，故定名为“上召窑秦陵”。 图为陵园布局平面图 上召窑秦陵陵园平面近方形，方向165°，整体呈“回”字形布局，由外兆沟、内兆沟、内园墙、陪葬墓、祔葬墓、祭祀坑、主陵等要素构成。内园墙将陵园分为内、外两部分，墙内为内陵园，墙外至外兆沟为外陵园。带覆斗形封土的“亚”字形大墓位于内陵园中部、陵园南北中轴线上。 发现陪葬墓45座 祔葬墓15座中5座带有陪葬车马坑 陪葬墓共发现45座，分布于外陵园北部的内外兆沟之间，排列整齐，多为东西向，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类。 祔葬墓共发现15座，位于外陵园北部、北内兆沟以南，呈东西向直线排列，其中5座带有陪葬车马坑，7座拥有独立兆沟。 据了解，两者的区别在于：祔葬墓是基于血缘、婚姻等亲属关系，陪葬墓则是基于君臣、等级等政治关系。 祭祀坑62座集中分布于外陵园西北部，均为竖穴土坑，坑内未发现实体祭品。 此外，陵园内还发现灰沟1条、道路2条，以及分布于主陵周围的陪葬坑8座。 主陵封土呈覆斗形，顶部略呈正方形，底部南北长83—85米，东西宽83.4—93.4米，残高约10米。封土之下为“亚”字形大墓，四条斜坡墓道分别位于墓室四边中部，东西通长200米，南北通长188.5米。墓室平面略呈方形，边长约56.6—59.7米，深26.4米。 出土器物258件（组） 年代为战国晚期，属秦王级别陵墓 本次发掘出土器物258件（组），质地包括陶、铜、铁、铅、玉、石、玛瑙、琉璃、料珠、骨、蚌等。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，器类包括鼎、盒、壶、罐、盆、釜、鍪等，部分器物戳印有“咸广里高”“咸重成未”“咸宜都次”等陶文。 铜器多出自祔葬墓，包括鼎、壶等，其中一件铜鼎刻有“宋氏”铭文。在一座陪葬墓中发现了两枚铜印章，一枚阴刻“姚胜之印”四字，另一枚阳刻“忻”字。 上召窑秦陵出土的铜器 玉器均出土于祔葬墓，器类有印章、鸟、琮、璜、瑗、环、管、剑首、凿、锛。出土印章1枚，黄玉，长方形，桥形钮，印面有一周边框，阴刻“思之”二字。 图为出土的玉鸟 对陪葬墓人骨的碳十四测年，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389年至前208年。综合墓葬形制、陵园结构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，上召窑秦陵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，属于秦王级别的陵墓。 考古人员分析认为 墓主是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 据介绍，咸阳原上此前已发现周陵镇秦陵、严家沟秦陵和司家庄秦陵三座秦陵园，上召窑秦陵是这一区域发现的第四座。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，上召窑秦陵与司家庄秦陵在陵园形制、布局结构等方面高度一致，二者年代或较为接近，墓主之间的关系亦或较为密切。 结合文献记载与战国秦陵埋葬制度，学者推测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可能是战国晚期秦国的某位太后。 那么墓主最可能是谁？赵汗青基于咸阳陵区内4座秦陵园的考古发现，通过空间分布与类型学研究，将其划分为“长方形陵园组”和“近方形陵园组”。在此基础上，结合历史文献、考古材料与相关研究成果，运用排除法，对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进行辨析，最终认为墓主为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。其文章与上召窑秦陵考古勘探发掘简报均发表在最近一期（2026年第7期）的《考古与文物》上，题为《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试析》。 文中分析认为，结合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，可考葬于咸阳原的秦王与王后包括：惠文王、悼武王、孝文王和华阳太后。若以司家庄秦陵为孝文王“寿陵”的观点来看，上召窑秦陵墓主可能是昭襄王、庄襄王、夏太后或华阳太后之一。《史记》明确记载昭襄王、庄襄王葬于“芷阳”，且学界目前普遍认同神禾原秦陵墓主为夏太后，那么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只可能是华阳太后。 若将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定为华阳太后，同时认定司家庄秦陵为孝文王“寿陵”，则咸阳原上剩余两座秦陵园的墓主，便自然对应为惠文王与悼武王。若此推测将来得以证实，则表明至迟自孝文王以降，秦国在陵墓制度上已出现重要创新，即秦王与王后不再同葬于一座陵园之内，而是分别葬于相邻的独立陵园中，每座陵园仅设1座“亚”字形大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