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视里正播着全省新闻，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出蒋光耀的名字。饭桌上安静得能听见窗外喜鹊叫。 贾玉珍把一份打印好的协议放在转盘上，轻轻一转，纸停在我面前。上头几个大字：离婚协议书。 蒋光耀端杯呷了一口茶，眼皮都没抬：“可欣还年轻，你老拖着，像什么话？签了，走吧。” 我看向对面坐着的蒋可欣。 她正低头夹一根青菜，筷子在碗沿上顿了很久，最终搁下来，起身，把书桌上那支钢笔递过来。 那是三年前结婚时她买给我的。 我接过笔，在签字栏写下名字，一笔一划。 推门出去时，袖口刮到桌角，一颗旧军装扣子崩落在地，滚了几滚。我弯腰捡起来，攥在掌心，揣进裤兜。 走出家属院大门，回头望了一眼那扇朱红门。 然后从内衣袋里摸出一个老式手机，按下一串背得滚瓜烂熟的短号。 三声过后，那头传来一个苍老粗砺的声音：“你他娘的，总算肯打这个电话了。” 我笑了笑，抬头看天。 “任务到期，该回家了。” 蒋光耀升省委书记那天，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安静的一顿饭。 满桌子的菜，排骨，鱼，烧鸡，都是贾玉珍平时舍不得买的。 可没一个人动筷子。 客厅里坐着蒋光耀的几个老同僚，在沙发上抽烟喝茶，眼珠子时不时往餐厅这边瞟。 蒋光耀坐在主位上，慢条斯理地剥一只虾。 剥完了，没吃，放在面前的骨碟里，拿纸巾擦了擦手，才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，展开，推到我面前。 “赵恒。”他叫了我一声，声调不咸不淡。 我应了一声：“爸。” 他没应，指头在纸上敲了敲：“我喊你一声赵恒，是给你留脸面。这些年你在这个家里头，吃我的喝我的，我没亏待过你吧？可欣是大学老师，你是啥？你心里没数？” 我说：“我有数。” “ 有数就好。 ”蒋光耀点点头，“ 我上这个位置不容易。下面多少双眼睛盯着，我这家里头，不能留闲人。你懂我意思？ ” 我说懂。 确实懂。 这三年，我早就把蒋光耀的脾气摸透了。 他这个人，盘算的不是亲情，是账。 我和蒋可欣结婚那会儿，他还在市里做局长，觉得风光，便应下了这门亲事。 如今他坐到省委书记的位子上，我是个退伍后连正经工作都找不着的人，还跛着一条腿。 他脸上挂不住。 贾玉珍端着杯子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瞄了一眼那张纸，哼了一声：“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别怪我。你在这家里头三年了，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是我家出的？你自己拍拍胸口想想，你对可欣到底尽过什么责任？” 我没吭声。 三年前，我从医院病床上睁开眼的时候，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。 那时候沈学兵坐在床沿，递给我一杯水，问我：“赵恒，组织上有个任务，任务时间三年。三年里头，你要换一个身份，变成一个废物，过老百姓的日子。你愿不愿意？” 我说愿意。 那时我以为很容易。 真住了进来，才知道难的不是装废物。 难的是你身边坐着一个好人，你每天醒来都能看见她，却一个字都不能告诉她。 蒋可欣往我碗里夹了一块排骨。 她的手指细长，指甲剪得干干净净，没什么修涂。 结婚三年，她从来不化妆，上班是白衬衫配深色裤子，在家是旧T恤加棉拖鞋。 头一回去她学校找她，她正在办公室批改作文，见我来了，把眼镜一摘，笑得有点不好意思：“你咋来了？”我说路过。 她就搬了把椅子让我坐下，又从抽屉里摸出一包话梅糖，说同事给的，你尝尝。 那包糖，我揣在兜里到晚上才舍得拆了一颗。 很甜。 贾玉珍说的那句话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她嘴角的弧度。 她说话的时候嘴角总是往下撇的，像是嘴角边挂了两个秤砣。 她不高兴也不直说，绕着弯子损人。 这三年，她损我的次数我记不清，但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。 她说：“赵恒，你说你这腿，到底是出啥事弄的？别是为了躲兵役自己拿枪打的吧？”我当时笑了笑，没接话。 那会儿我腿上缝了二十三针，骨头里嵌着两块弹片。 沈学兵让我写的伤病说明上，写着“训练意外”。 蒋光耀把笔递过来。 黑色签字笔，笔帽上沾了一点红色印油。 他把笔放在纸上，又慢慢推到我面前。 “赵恒，叔叔也不为难你。你签个字，回头我叫人帮你租个房子，先住下来。你呢，以后跟可欣，就再没关系了。” 他话说得理直气壮。我看了他一会儿。他大概以为我要说点什么。但这些话他憋了三年，今天终于说出口。而我呢，我等这个电话等了三年。 我提起笔，正要落下去。 蒋可欣的手突然伸过来，按在纸上。 我抬头。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手腕却在发抖。 她按着那张纸，很用力，指节发白。 她没看我，看着她爸，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爸，今天是你的好日子。” 就这一句。 说完，她松开手，低下头去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 蒋光耀看了她一会儿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可欣，爸爸跟你说的道理，你自己想想。不用我多讲。”他端起茶杯，又放下，转向我：“赵恒，你要是要点脸，就自己走。” 我站起身。腿上的旧伤一阵阵地抽着疼。我知道雨天要来了，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到暴雨。 我提起笔，在签字栏写下自己的名字。 搁下笔的时候，我看到那支笔在纸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墨痕。 然后我转身，拉开椅子，往外走。 蒋可欣叫了我一声：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