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9月，武汉东湖宾馆。 会议室里坐满了湖北的领导干部，汇报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毛泽东坐在主位上，手里拿着一支铅笔，在地图上偶尔画两下。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。 然后他忽然停了下来。 铅笔的笔尖搁在地图上，发出了一声轻响。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在场的人，问了一个名字。 “王盛荣呢？” 没有人接话。 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手指停在文件上，没敢翻页。省长张体学端起茶杯又放下了，杯底磕在桌面上，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刺耳。秘书长王良的额头开始冒汗。 毛泽东又问了一遍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进水里：“我问，王盛荣同志在哪？” 王良站起来了，说马上去查。 毛泽东的铅笔在桌上磕了一下。“一个红军营长，救过我命的人，你们还要查？” 这句话落地的时候，整个会客室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样。在场的人大多听过“王盛荣”这三个字，但脑子里能对上的标签无非是“老红军”“伤残干部”“中南工程局副处长”。没人知道更多。 没人知道，二十五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下午，这个人端着驳壳枪冲进刺刀阵里，把一个连路都走不动的人背了出来。 毛泽东记了二十五年。 那天下午，刺刀离他不到十步 事情要从1932年冬天说起。 那一年，毛泽东的日子不好过。宁都会议开完之后，他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，被派到赣南农村搞调查研究。说起来好听叫“调查研究”，说白了就是靠边站。 他在赣南一个村子里住着，身上还闹着痔疮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疼得厉害。那天他正趴在竹床上写东西，忽然觉得不对劲。 村子里太安静了。 狗不叫了，鸡也不叫了。这种安静在乡下是不正常的，只有一种可能——有人摸进来了。 他刚撑起身子，枪声就响了。 来的是一伙反动民团，当地的土豪豢养的团丁，十几个人，枪法不差。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了消息，知道毛泽东就在这个村子里，想趁他没带大部队的时候捞个便宜——活捉了，去领赏。 毛泽东的警卫班长架着他就往外冲。刚出院门，迎面撞上一伙端着刺刀的团丁。刺刀在冬天的太阳底下泛着冷光，离他们不到十步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村口方向传来一声大吼。 “不许动！” 几个团丁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回头。一个穿着红军衣服的人从侧面冲了过来，手里端着一把二十响驳壳枪，脸涨得通红。 抬手两枪，撂倒两个。第三个刚要转身，一枪托砸在太阳穴上，人直接软了下去。 冲进来的人叫王盛荣。湖北武昌人，1907年出生，那年二十五岁。他当时正在中央苏区做少先队总队长，奉命带一个排的战士来赣南接毛泽东回瑞金开会。刚到村口就听见枪响，顺着声音一路冲了进来。 解围之后，王盛荣拉着毛泽东就走。但毛泽东走不动。痔疮发作，加上正在发高烧，脚底下发软，站都站不稳。 王盛荣把长枪扔了，和赶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架着毛泽东往外拖。拖了一段路，毛泽东实在撑不住了。王盛荣二话没说，把绑腿扯下来，把人绑在自己背上，往山里钻。 那是荆棘丛生的山路。王盛荣在前面开路，膝盖磕在石头上、树根上，磨得血肉模糊。毛泽东趴在他背上，烧得迷迷糊糊。就这样爬了将近三个小时，一直到接应的红军出现在山坳那头。 后来毛泽东跟他说了一句话：“小王同志啊，这次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可能要交代在这里了。” 这句话，毛泽东记了二十五年。